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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首去日多情

文章来源: 发布时间:2018年01月15日 点击数:

调走三年之后,仍然在这个校园里,我迎来了母校的20华诞。说起来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,1974年的秋天,我拎着一个小小的行李卷走下火车,至今记得,来接站的是当时的校人事组长王振华。926日的淮北大地秋雨霏霏,王组长没打伞,说一口悦耳的普通话。到校后才知道,这所新建的学校只有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中文四个专业,中文系仅有从各处抽调来的六名教师。多年以后,中文系发达成为学校的大系,这时,人们开始戏称这六个人为:开系六大员。

六大员之一,我们当时的系主任陈献芝,如今也老了,因为腿脚不便,几乎不下楼。回想当年,他是学校的篮球明星,每到傍晚,都大汗淋漓地奔跑在球场上。他那时还远不到40岁,还没有我现在大。总有好几年了,走过附中的教学楼,我会不自觉地停下来,站一会儿,看一看。这时,我心里就会飘过一缕轻烟一般的怅然。我们进校时,这座教学楼才刚刚峻工,孤零零地站在山坡上。那时它是这所学校的全部建筑,四周荆棘丛生,野菊烂漫。300多名师生就在楼前的黄土操场上席地而坐,举行我们的开学盛典。后来我想,古老的相山那一天一定受到过极大的震动,因为开天辟地第一回,这块文化贫瘠的土地上有了自己的大学!常常回忆起刚来时的情形:星期天,我们三三两两在街上走,路边的妇女们见了,就会欣喜相告,说学生哩,学生哩!这里的人总是称我们“学生”,称这所学校“大学”。就是20年后的今天,在这座城市里,人们也仍不习惯称她煤师院。两个淮北人在火车上相遇,问起来在哪里工作,我说煤师院。人家总得想一下,然后恍然大悟,说噢——大学!而我总是抑制不住地感动,心情十分难言。也不是没有抱怨过淮北交通不便,文化落后,可一想到淮北人对我们的情意,想到他们说到我们时那种喜欢得不知怎么说才好的样子,我的心就热了,有好几次,我都忍不住要流下眼泪来。

至今还感激那些日子:1987年的冬天,我只身一人在淮北乡村浪游,走过一个一个村庄,走进一家一家农户,身上就揣一本工作证。他们爱惜地接过那红本本,看了看,惊讶说咦——念大书的人哩!就慌得烙馍,擀汤,端上来又不安,紧着说没好啥给你吃咧,多不恭敬!杜集北面紧挨着萧县地界,有一个叫北山的小村子,我在那住过几天。庄上的人就都让闺女小子和我认亲戚,说跟你姑城里念书去,念大书!后来他们还给我送过“狼山红芋”,是当地的好出产,甜。

矿上更不用说,建校初期的体育器材,几乎都是淮北矿务局各个矿的支援。到今天,张庄矿和石台矿支援的双杠、单杠,还竖立在附中前面的操场边上。20年风雨驳蚀,它们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,当年把它们亲手弄来的体育教师周珊顺,曾经不止一次地在黄昏时分,抚摸过它们身上的斑斑锈痕。近来我常常想,历史可能会淹没许多,但历史本身却不会被淹没。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:一切人和一切事,都已经凝结成了历史,以肯定那些活着或死去的,仍然存在或已经消失了的人和事的价值。

但早期创业的艰难,也正渐渐不为人所知。曾有一次,我把同去砀山参加梨花笔会的作家们带进我们的学校,他们一进北门就连连惊呼,说真漂亮!我听了,又高兴又感伤。这才多少年啊,高楼繁华就掩住了早先的荒凉。那么就让我来骄傲一次吧!我说看!这里最早是乱石沟,科大的新校舍我没去过,不过和安徽的高校相比,这体育场气派怎样?他们纷纷赞扬。我又说看那儿——对,那儿原来是座山头,削平了,盖的图书馆。那一天,图书馆白楼在5月的阳光下银闪闪耀眼。某一个晚上,我从市里回来,远远的,就看见这座大楼,当时我想,别说1020年后了,就是现在,就是在我们学校,还有多少人知道,这座灯火通明的知识宫下,是当年我们用乱石堆筑的“大寨田”?沧海桑田,也不过20年的时光。面对高耸的教学主楼和满山遍布的建筑群,恐怕也只有我们这些在泥墙草顶的大庵棚里上过课的人,在荒草丛生泥泞难行的山路上摔倒过的人,才会感慨万端。我的同班同学蔡莉,有一次很伤感地对我说,都不敢回学校了,满眼是生人!我说别说你了,我可是一二十年没出校门吧,连我都认不全了!刚建校那会儿,全校教工加起来,也没有100人,我和炊事班的弟兄们,人人混得烂熟,他们一见面就喊我队长。可如今呢,全校教工近千人,在校园里散步,迎面过来一个人,也能“相看两不识”!常有人说起来,政教系的某某,复旦研究生;或是体育系的某某,北体分来的,你不认识?我想很久,类皆茫然。这时我总是有些难过,可再一想,一茬一茬,不都是后浪推前浪吗?你又失落个什么呢?

但还是忍不住地怀旧,同学聚会,必得话说当年。说到修大寨田,张克哲老师把半截手指砸断在石头缝里,就都“咝咝”地吸气;说到殷呈祥老师如何沉着脸往教室一站,吓得我们不敢吭声,就都有些黯然。殷老师已经去世多年了,现在想起来,倒不觉他生前怎样严厉。就是当时比较年轻的单老师,近来也常常说小潘,我老啦。我想说单老师,我也老了呀。我刚进校时,还不到20周岁,70多斤的体重,154的个子。后来我在这座校园里长高长胖,再后来,做了母亲。如今我的女儿也在这里一天天长大,10年来,她和我一样,几乎足不出校门。我对她说,这里原先哪,是一片乱坟岗,还有西汉的古墓群。妈妈刚来那会儿,正上着课呢,就听见外面出老殡的喇叭声。她由我去说,她还听不懂这些话。路两边的绒花树发出一阵阵的幽香,天正一点点暗下来,夜幕下的校园显出脉脉温情,我说要不妈妈就不走了吧?啊?那时我正搞调动,心里疑虑重重。教学楼前,一边有一株黄蔷薇,每当春来一树灿烂,我都去看它们。我说我要走了,你们知道吗?花木无言,万籁俱寂,我就这么一个人在校园里走走停停,到很晚很晚。有好几回我都想,已经在这里走了十几年了,就这么一直走下去,不也很好吗?

所以调走后的这几年,我也是常住淮北,总觉得在合肥写不出东西来,偶尔去待上十天半月,又凄凄惶惶,仿佛荒原夜路,一个人无依无助;再回来就神色黯然。今年3月,我父亲突然去世,在无法承受的那些日子里,我对我母校的校园,产生了无以言说的依恋。奔丧回来,一跨进北门,那颗始终慌乱的心便不再惊颤了,多日以来堵在心头的哀痛,三岁丧母如今又失去父亲的哀痛,也开始一点点消褪。那些天我照例在外面走到很晚,黑暗中,白日里熟悉的一切都失去轮廓,山石树木,建筑道路,都化为蒙蒙一片。我觉得温暖而安全。常常是一个人坐在体育馆前高高的台阶上,漫无边际地看,想——将近4个月,我的母校以她温暖的情怀,抚慰我度过了人生中最心境灰暗的阶段。

也许不久,随着我爱人的调出,我将真正离开母校。对这个我学习、工作了20年的地方,我非常非常看重,因为她容纳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。我知道,对于这所学校来说,任何个人都微不足道,但却不可否认,正是由于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工作和劳动,才使这所学校一天天发展壮大,一天天美丽起来。当然要不了几年,这里的人们就会忘记我;而顶多30年后,我的仍然工作在这座校园里的老师、同学们,也会生老病死,被后来的人们所忘怀。这就是普通人的悲哀。但我们的校园却不会消失,相反,她会更加美丽,更加发展。这又是普通人的骄傲——在这片永不消失的风景中,在一桩连续不断的事业里,存在着自己渺小而短暂的生命。

我希望自己再活30年,那样,就能赶上母校的50诞辰。那时一定会有许多比我有出息的学生来庆祝她的50华诞;而在这个国度里同时为她举杯的,将有五、六万人。那一天大厅里一定飞金溢彩,欢声笑语不断;我呢,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回想往事,或是各处走走,看看能不能遇见一两个熟人?天一点一点暗下来了,校园变得温暖而宁静。路边的绒花树斑斑烂烂,摸一摸,老得让人感动。一个孩子走过来,问:奶奶您为什么哭?我说你知道吗,孩子,这里原先是一片荒冢。

正是晚自习的时候,校园上下,灯火通明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199410月于相山

 (本文摘自潘小平《北方驿站》)

作者简介:潘小平,女,1955年生,安徽蚌埠人。1977毕业于我校中文系,同年留校任教。任《清明》杂志副主编,《安徽文学》执行主编安徽省文联文学院院长